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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大農小農均應用科學方法”:蔡元培曾為中國農學鼓與呼

    新近發現的蔡氏講演佚文瑣談

    2019-11-27 09:55:02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作者:肖伊緋

     

      

      ▲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在青島出席中華農學會年會講演之報道,原載北平《世界日報》。

      

      1930年8月29日至31日,北平《世界日報》分三次連載了一篇報道,題為《中華農學會在青開年會詳情,蔡元培等均出席并有長篇演說》。其中,關于蔡元培在青島發表演說的內容,據查證,目前各版蔡氏全集及文集中均未輯錄,當屬“佚文”,具一定研究價值。在此酌加整理:

      略謂本人久仰中華農學會成績優良,此次得到會參加,無任榮幸。查青島出口貨最多、而林業漁牧畜產等業,均非常發達。故鄙人以為貴會,在此開會,必得很多的參考材料。吾國東北西北面積廣大,宜于大農,應由政府設法開墾;東南各省人稠地密,宜于小農,應以合作的方法,設法改良。但無論大農小農,均應用科學方法,并須如許主席(許璇)所謂成為中國獨立之農學,然后乃達目的。總之,希望貴會諸公腳踏實地實際做去也,研究院現無農業組,但注重研究社會問題,惟社會問題中已有一部分研究農村經濟。研究方法首為農村調查,次及農業統計。研究地點,現分無錫保定二處,此不過為舉例而已。貴會會員有千余人之多,各省各道,當能普及,倘各就本鄉分途調查,再加以統計,成績當有可觀。再貴會如以研究所得,建議政府,亦當可一一施行也云。

      這300余字的演說簡輯,雖不是蔡元培當天演說的全部內容,但其對中華農學會的關心與期望,還是簡明扼要地表達了出來。據報道可知,中華農學會第十三次年會于1930年8月23日在山東青島召開,恰為建會十五周年,“是日到會會員,北至平津,東至遼寧,南達廣州,均有出席者,連同來賓,計共一百余人,頗極一時之盛”。那么,蔡元培與中華農學會之間,又有著怎樣的關系與事跡呢?

      據查證,蔡元培并未加入過中華農學會。他此刻在青島出席中華農學會第十三次年會,也并非專程前往,而是于同在青島召開的中華科學社第十五次年會之后,順便作為嘉賓出席并致辭的。他在1930年8月12日的中國科學社第十五次年會講話中提到,“就現在科學對于物質文明的貢獻來說,青島在三十年以前,不過一個漁村……有今天這種的繁榮,并且青島的地價,一天一天的增高,人口漸漸稠密,這沒有一件不是科學的幫助和科學的成就。”(詳參:《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華書局,1988)

      顯然,這一套以開會地點青島為例的說辭,從中華科學社年會上的講話,再套用到中華農學會年會上的嘉賓致辭中去,也是相當適宜的。畢竟,現代農業就正是以現代科學為基礎發展起來的,農學作為科學的一支重要的應用分支學科,二者都是現代社會物質文明的主要貢獻者。

      事實上,作為近代學術早期社團的中華農學會,與中華科學社不但有著“實業救國”“科學啟蒙”的共同訴求,在二者發起與創立過程中,也頗多相似之處;兩個社團之間的發起人、創始人群體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譬如說,中國科學社最初由中國留學生于1915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創辦,主要發起人為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過探先等。兩年后,1917年1月30日,上海召開了“中華農學會”成立大會,發起者則有過探先、王舜成、陳嶸等。其中,過探先既是科學社的發起人,又是農學社的發起人;在各自的社團工作中,與蔡元培是有過交集的。

      過探先(1886—1929),是我國著名農業教育家、棉花育種家和造林事業的先驅者。他是江蘇無錫人,自幼不溺于章句之學,而獨喜科技藝術諸書,尤注意專門學術。1910年考取第二次庚子賠款留學美國,先后在威斯康星大學、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習,1915年獲康大農學碩士學位后歸國。被任命為江蘇省立第一農校校長,1919年應上海華商紗廠聯合會之聘,主持棉花育種工作,1921-1925年擔任國立東南大學農科教授、農科副主任兼農藝系系主任和農業推廣部主任。

      1929年1月,蔡元培以中研院院長身份,聘過探先、李四光等七人,為自然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籌備委員會委員。但當年3月23日,因工作過分繁重,積勞成疾,時年僅43歲的過探先早逝。蔡元培為其遺像親撰像贊,詞曰:

      “每每原田,以農立國。畫而不進,遂荒其殖。先生念之,奮起致力,造林植棉,科學組織,遠近聞風,從者如鯽。一身病殲,鵬搏折翼,威儀儼然,披圖太息。探先先生遺像,蔡元培敬贊。”

      中華農學會創立之年,1917年3月,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加入中國科學社,當年被選為該社首位特社員。應當說,雖然這兩個學術社團沒有過多過密的人員交集與資源整合,但皆為海外留學生創辦,皆以“實業救國”“科學啟蒙”相號召,是同為一種時代產物而相互呼應著的。雖然帝制已推翻,作為革命成果的民國業已建立,但舊式思維與觀念仍普遍存在,政局動蕩不定,尊孔、祭孔的“開倒車”之聲依舊喧囂,復辟鬧劇還不時上演。與此同時,科舉業已廢除十年之久,但新式教育的成果,還遠沒有達到可與社會實際運用相結合的地步,一方面是“百廢待興”,一方面卻是“資源閑置”。大批留日學生和一些留美、留歐學生回國,科學技術人才卻仍然極其匱乏,供他們發揮才能的科研機構更少之又少,集合人才的學術團體也只有在南京、上海成立的影響極小、范圍狹窄的中國林學會、中華農學會等,中國科學社與丙辰學社還沒搬遷回國,偌大的中國只有南京高等師范等少數學校和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是這些人才的集聚地。

      這即是當年兩社初創之際的時代狀況,蔡元培等經過十余年的努力,通過不斷注資與成立改組董事會等諸多辦法,并通過蔡元培身兼政府文教要職的政治背景,逐漸打開了中國科學社發展的新局面。而中華農學會也已開始受到政府重視,規模日益擴大,會員分布日益廣泛,學術成果也有望轉化為政府決策的依據。在這種情勢之下,蔡元培以會外嘉賓的身份,出席中華農學會第十三屆年會,也算是水到渠成、順水推舟之舉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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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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